长久以来，史学界对康熙因中西礼仪之争而禁教的观点深信不疑，认为此举切断了明朝万历十年利玛窦来华后开启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路，使中国错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然而，康熙的复杂态度及其与耶稣会之间的微妙关系，让这一历史事件变得复杂而多维。
康熙的禁教决定，其实并非他个人的武断，而是受到耶稣会传教士的强烈影响。康熙在位期间，尽管他对耶稣会传教士持开放态度，甚至将部分耶稣会教士视为家人，但耶稣会教士的种种行为，如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对利玛窦规矩的否定，以及对中国的“独占”企图，逐渐让康熙感到不满。
康熙通过“康熙的红票”向罗马教廷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教皇派人来谈判。尽管康熙并未真正禁教，他的行为更像是在为耶稣会施压，希望其能够调整态度。然而，耶稣会并未意识到康熙的真实意图，反而将康熙的“康熙的红票”视为康熙禁教的铁证。
康熙与耶稣会之间的裂痕，并非仅因礼仪之争，更深层次的是权力与信仰的博弈。耶稣会教士在康熙的宫廷中拥有极高的影响力，这引起了雍正的警觉。雍正上台后，立即对传教士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甚至不惜牺牲穆经远等教士的性命，以显示自己的决心。
乾隆时期，尽管对传教士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原则依然被遵循。随着乾隆对西方“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东西方文明交流逐渐受到阻碍。
康熙与耶稣会之间的故事，揭示了清朝早期对待西方文明的复杂态度。康熙的开放态度与耶稣会的固执，以及雍正的决断，都反映了清朝在对待西方文明时的矛盾与挣扎。而乾隆的决策，则象征着清朝开始走向封闭，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门逐渐关闭。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应更加审慎地看待康熙与耶稣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清朝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史书上的表面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