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
长久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康熙因中西礼仪之争而禁教，关闭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门，令中国错失近代化的机遇。然而，“康熙的红票”让这一说法出现了裂痕：既然决心禁教，又为何还要印制这样的宣传单？罗马教廷对此作何回应？谈判的结果又如何？康熙真的禁教了吗？
康熙为何介入中西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五年（1706）和四十七年（1708）曾派西洋人赴西洋交涉，但数年过去，音讯全无。康熙对这场礼仪之争本不感兴趣，但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哀求下，不得不介入。
耶稣会教士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拥有很强的排外性。他们与西方海商关系密切，直接抽取部分利润。耶稣会传教士对西学有深厚的造诣，康熙对他们也颇为信任，曾派他们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耶稣会教士甚至将康熙视为解决礼仪之争的关键。
康熙为了与罗马教廷谈判，印制了“康熙的红票”，希望罗马教皇派人来谈判。尽管康熙试图维持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但耶稣会教士的行为和康熙的批示实际上已经导致教廷的尴尬和误会。
耶稣会教士的行为令人费解
耶稣会教士的行为确实令人费解，他们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对任何试图进入中国的其他修会都持强烈的排斥态度。他们甚至将康熙抬出来，希望利用康熙的权威来解决礼仪之争。
康熙试图维持与教廷的关系，但耶稣会教士的行为和康熙的批示实际上导致了一场误会。康熙最终表示认可教廷的立场，礼仪之争得以解决。
雍正的决定
雍正即位后，很快发现九爷允禟与传教士关系密切，这引起了雍正的警觉。雍正对传教士发出了警告，并在不久之后下达了禁教令。
在发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传教士明确表示：“各省驱逐传教士与礼仪问题完全无关。”雍正对此表示认可，并坚决执行了禁教令。
与内务府一同衰落
乾隆即位后，对传教士的态度有所缓和，但禁教令依然有效。乾隆对西方的态度更加保守，只允许经皇帝批准的西洋人进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将“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进一步限制了与西方的交往。
乾隆之后，传教士对清廷的影响越来越小，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转变与内务府的衰落密切相关，清朝逐渐走向封闭和保守。
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被“必然性”所掩盖，人们容易忽略其中的曲折和细节。当我们以审判前人的心态去读史，很容易陷入遗憾和叹息之中。而这份“沉重”很可能是一种人为的、虚假的建构。
来源：各界杂志2024年第12期
